大选年，美国财政“易宽难紧”？

　　经验上，大选年美国财政赤字率略高于非选举年。美国1960年以来的15次大选年里，有9次赤字率上升，占比约60%。剔除疫情后的异常年份，大选年平均赤字率为2.86%，较非选举年的赤字率2.67%高出约0.19个百分点；剔除利息支出后的基本赤字率表现也类似。大选年份赤字率虽更高，但较非大选年份的差异较低，均在0.2个点以内。

　　大选年美国两党总统均倾向于扩大赤字，但国会两院分立会削弱总统扩大财政赤字的能力。大选年份，共和党在任总统赤字率平均抬升0.2个百分点，提升幅度略高于民主党。若两院分属两党则会使赤字率较前一年平均降低1.5个百分点。从收益来看，扩大财政力度能小幅提高选民投票率，一定程度提高总统所在党派的席位获取数量。

　　虽然执政党有动力影响财政力度，但大选并非决定赤字率的核心因素，经济周期的影响更显着。从统计学均值上看，选举年美国财政赤字率略高，但在散点图的分布上，选举年和非选举年的赤字率分布并不具有系统性差异。从赤字率的决定因素来看，财政赤字率受经济周期的影响更显着，美国赤字率与失业率呈现同步变化的趋势。

　　大选年美国总统及执政党往往通过增加支出的方式扩大财政赤字，财政收入端的差异较低。相较于非选举年，大选年支出增速平均扩大0.4个百分点至7.1%，收入增速平均减少0.1个百分点至6.25%，收入端的增速差异较低。支出端的国际支出、国内支出增速提升幅度更高。主因或在于政府对收入的控制能力更弱，对支出的调整余地更广。

　　具体而言，美国总统可通过补充拨款的方式增加财政支出，但可能受到国会两院分治的制约。1996、2008、2016年等大选年，补充拨款法案数量或金额均出现上升。补充拨款也需经国会立法通过，例如，拜登2023年提出了总计约1060亿美元的补充拨款请求，然而截至2023年12月底，仍未获得国会通过。

　　此外，总统也可宣布国家紧急状态，增加相关支出，但理由不充分可能将遭到反噬。疫情期间，特朗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，当月即推出500亿美元的财政救助计划；“911”事件后，布什总统也通过国家紧急状态增加了国防支出。但2019年，特朗普为给边境墙项目提供80亿美元财政资金，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，引发了广泛的反对声音。

　　历史均值可能掩盖差异及波动，针对明年美国财政状态，需具体分析，2024财政扩张仍可能面临较大约束。一方面，明年美国参议院、众议院两院分治，两党分歧加大，将限制总统新增财政拨款的可能。另一方面，通过国家紧急状态修改财政支出的可能性也较低。对外，拜登国际支出受挫折，对内金融风险较低，财政大规模救助可能性偏低。

　　明年财政支出还将受到债务上限协议的约束，是以往大选年较少出现的情况。《财政责任法案》将2024年自主性支出上限设置为1.59万亿美元，且无论正式拨款通过与否，明年自主性支出都将削减。历史上，支出上限的约束有效力较强。2011年《预算控制法》引入预算上限和自动削减机制后，实际支出额均低于预算授权上限额。